停歇与堕落 400字高考作文

　　“丧”可以是积极的，其实与其将它叫作“丧”，我更愿意将它称为暂时的停歇。

　　时代在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快节奏的生活似乎从不留给人们停顿喘息的机会。在如此高压下，被潮流裹挟而走的芸芸大众，总是鞭策自己努力追赶上时代的步伐。他们将积极进取奉为圭臬，而将追赶路上偶尔产生的丧气无力之感贬斥为“丧”。有人认为“丧”是颓废，是无所作为，是对于时间的虚掷，是对于生命的空耗。年轻人，就该每天都精神蓬勃，丧气只会引人堕落。然而在我看来，“丧”未必全然就是消极的。提及“丧”便让我联想到了“魏晋风度”。在东汉末年，朝廷内部外戚与宦官轮流掌权，导致风气每况愈下，而后期的党锢之祸和随之而来的三国时代则是大大打击了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心。对战乱的恐惧、对社会的失望致使一些忧时伤世的文人撰文予以批判，而朝廷则采用“九品中正制”开始对士子进行诱惑。在重压下，文人只能借酒消愁，以致后

　　00来常常终日酣醉。除饮酒外，服药与清谈也在当时盛行，照今天的说法，他们真是“丧”到家了。而且在名士的影响下，人们便将这些习惯当成了“名士风度”来效仿，饮酒无度，服药成瘾，以高尚的名义过着颓靡的生活。如此愚蠢地模仿名士表面的“丧”，其结果也是意料之内一到了南朝，已难以找出能匡扶国家的栋梁之材了。

　　盲目长久的“丧”能将人甚至国领向灭亡。可实际上，众人对于魏晋名士的效仿，真可谓东施效颦。人们只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效仿其表面行为，根本不懂得名士们内心的痛苦与哀伤。饮酒、服药确是丧气的行为，可他们的内心始终炽热激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不拘礼法、向往自由，蔑视投靠司马氏的其他人士，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道：“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充分表明自己不愿做一个被地位权势所诱惑而失去自我的无用官的坚决态度。这篇文章也成了嵇康之死的一个重要缘由，他不是不清楚执笔写下这篇文章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是为了自我想法的坚持与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他毅然选择面对死亡。行为上的丧气只是他表达不满的方式，而非真的颓靡不振。因此，使人堕落的“丧”是指精神的消亡、失去自我思想的坚持、盲目地适应社会、为享乐而活。

　　“丧”可以是积极的，其实与其将它叫作“丧”，我更愿意将它称为暂时的停歇。正是在这种短暂的停歇下，人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与初衷，重新唤醒自己的灵魂与良知，得以找回孟子所谓的“放心”。可现代人却将这样的停歇，一概斥之为“丧”，这是多么短视且愚蠢啊。积极进取就一定是人间正道，就必然是道德之至言?为了蝇头微利，整日耽溺于觥筹交错;为了蜗角虚名，终身忙碌于摧眉折腰;每当夜深人静，方从灯红酒绿中抽身而回，这些人真的还能记起曾经的自我?抑或曾经的自我，本就是一台被本能的欲望所驱使、被社会的潮流所开动的机器?那些不断进取却依旧填不满欲壑的人，就真的不“丧”吗?有人认为陶渊明归园田居的行为是对于官员职责的逃避，是一种丧气，因为能人贤士就该为国效力。其实不然，在只有扭曲自己的本性、与世同醉、与世同浊才能为官的社会里，能够清醒而守住生命的一份清高是多么珍贵而难得的选择。他只是在迷茫中停歇，从而发现自己内心所真正追求的，田园生活哪怕食不果腹，但对于“性本爱自然”的他来说，是比官场更好的选择。因为“丧”，陶渊明得以保全了生命的纯净本质。

　　“丧”可以是在疲于快节奏社会压迫后的短暂停歇，从而获得更积极的心态，选择更适从的生活;也可以是在重压下迷失自我，失去对自我的坚持，在糜烂的生活中虚度时光，在自己短暂的人生中写下“碌碌无为，终无所成”的评语。对于“丧”，绝不可以一概嗤之以鼻。

　　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孔子也曾为“丧”留下了余地。真我若在，无所谓丧;真我若亡，何处非丧?

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我们因为知道必然的死亡才定义了“生”，正因如此，为何还要让短暂的生命委曲求全?何不让自己为着一个梦想酣畅淋漓地在人世走一遭呢?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太宰治在《二十世纪旗手》中如是说道。“生而为人”是我们一辈子必须做的事，可我们活着，并不只是为了活着。

　　有人活着只做“必须”的事，他们或是汲汲于名利或是碌碌而无为。芸芸众生里，多少曾经的鸿鹄之志终被埋没在庸碌的浮世里?机械的钢圈滚动着，尘世的黑烟渲染着城市的精致，人们追求标榜的幸福只沦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数字。这些“必须”是被他人定义的准则，是向世俗的低头和对名利的屈膝。《美丽新世界》中高歌的“秩序、和平、幸福”只是让愚蠢的信徒更忠实于乌托邦式的完美构架，心甘情愿化作一粒螺丝旋钮，跟着时代的齿轮终日滚动。人们“反”的从不是完美乌托邦本身，反抗的是思想的消退、自由的剥夺和人性的萎靡。自你踏进“必须”二字的圈地里，无形的枷锁便禁锢了你原本驰骋的想象和思考。“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是思想让你看到苍穹外的浩瀚星辰，让你缅怀过去的点点星光，也向往未来的煦煦暖阳。没有了思想的人，何以为人?当然，也不排除那些生而便视“必须”为责任的人，他们“必须”的责任里流淌过自己的心血，是有温度的“必须”。在这些人繁冗苦行的尽头，我能预见到一种快乐和幸福。

　　反观源远流长的历史，那些为人至今铭记的往往是做“认定”的事的人。阿尔的烈日下，称自己为“太阳之子”的凡·高挥舞着画笔，绘下向日葵。那向日葵尽全力想要攀附些什么，留下自己的生命，像一团熊熊的火焰;凡·高认定的“终有一天我的画会挂在卢浮宫”的天真与执拗，就像这团团烈火将要把他自己烧尽了。他对绘画的热爱成为他生命里唯一的执念，对于世人的冷言与当时巴黎街头古典审美的统治，他不看也不听，他的眼中只流动着缱绻的白云和飞旋的星空。许多世人眼中的“疯子”，只是与当世标准不同的人，可他们心中有的是比常人更炽烈的热情、比常人更坚定不移的信念。

　　除了对实现自我价值、追求人生理想的“认定”，总想起就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认定”的人。11月8日是记者节，近年来记者遇害的新闻屡见不鲜，但从没什么能吓退他们半步。他们手握利剑在方寸间直指社会的毒藓，他们十年磨一剑只为求真去伪。记者代表着一群在昏暗中敢于发声直向天明的人。有些事我们不做不听可以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可有人却站了出来。柴静曾写过这样一段评价崔永元的话：“我们需要他，并不是因为他风趣幽默，而是因为在如今世上还需要这样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人。他代表了评论部的精神，就站在时间的河流里，从开始到最后没有走开过。”他自己也说：“人们说我揭露的是社会阴暗的一面，而这分明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现实!”那些活在新闻梦里的人或许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节奏和运行的法则，可他们心里固执地“认定”：他们可以通过文字推动社会改革，引领思潮;可以用专业主义精神下的理性和温热的感性在平凡日子里为自己、为社会、为历史注入深刻和荣光;他们更想以自己或尖锐或儒雅的姿态告诉世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出来为自己、为时代发声。

　　于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全球化信息思想的高速传播，“认定”的精神变得更普世，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鼓舞，不做沉默的大多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娜迪亚用自己的力量呐喊出深陷苦难的雅兹迪族妇孺的痛苦，她要扭转战争性暴力的现状，让世界知道战争还未停息，更多的苦难没有止步于放下枪械的那一刻;“Metoo”的狂潮，让所有受害者重获勇气，不是做“必须”的沉默和服从传统思想的妥协与退让，不像教条的世俗“将受害看作耻辱”，而是大声喊出“沉默的才羞耻”!生而为人，许多突如其来的厄运从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时至此刻，许多“认定”与“必须”已模糊了界限，娜迪亚和“Metoo”运动者的作为已将“认定”化作了“必须”，他们为世界掀开曾一度笼罩的黑纱，是为自己，也为茫茫人海的下一个，不再受到别人鄙陋人性的迫害和践踏。他们投入其中，一点点想淡却曾经的绝望与疼痛，把苦难化作浴火重生的希望的信念，播撒在更广阔的心田里。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生而为人，我们因为知道必然的死亡才定义了“生”，正因如此，为何还要让短暂的生命委曲求全?何不让自己为着一个梦想酣畅淋漓地在人世走一遭呢?

　　“黄昏的树林下分出两条道路，我从中选择一条，自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许多时候，我们沿途的风景可能也只是由心而定的虚像，那些我们“不认定”的就成了别人逼迫的“必须”，那些“认定”的也只是从“必须”里换了个全新的面目罢了。“认定”与“必须”的矛盾最终化作人们给自己内心留下的辩驳余地。我们也看不到别人走的另一条路上的荆棘与风景，那些你以为的“必须”或许是别人乐在其中的“认定”，我们又何苦多加评判与定论呢?人生总是每个人心中的人生，我们不是别人，别人也成为不了我们，千姿百态、不知结局才是人生，若只循着“必须”与“认定”未免对人生的理解刻板狭隘了些。

　　世上当然还有第三种、第四种人。是因为不同，才让我们生而为自己。生而为人，不必抱歉。只要将自己“认定”的化作自己“必须”的，义无反顾地书写自己的人生，又何必在意正确与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