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小白《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读后感 读后感作文
后来，大概到了九十年代中期，1995、1996年前后，这帮大师突然不玩儿了，很快从这个圈子里消失掉，无影无踪了。在他们抛弃我们之后的寂寞的日子里，我们感觉到一阵孤独。文艺批评一向左右着各类艺术的历史进程，这样的空白真的令人心慌。
我想他们不玩儿了的很大原因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有关。消费概念一统天下，文化也可以成为产品进入流通市场，当它们成为超级市场货架上供人选择的，和选择一件衣服一样自由、一样随意的商品的时候，艺术过去神圣的地位、仪式化风范及上层领域的优越感全然被打碎了。这十来年，随着这样的变迁，其实谁也没消停，大师放弃的阵地自有后来人。由于商品化的普及、便利和自由，还有文化艺术产品本身的巨大魅力，孕育出了一代从f ans走入电影行业的专业人员。这些从消费群体中走出来的人可能是批评家，可能是导演，也可能是编剧。我想他们的出身就能把前辈的鼻子给气歪。美国前卫导演昆廷·塔伦蒂诺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卑贱”的出身让他在入行时受了一番屈辱，直到1993年他的《落水狗》一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才得以扬眉吐气，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电影时代的到来。法国人是多么地傲慢，从来都以文化大国国民自居，一副霸权的样子，一直把持着艺术殿堂的金钥匙。所以昆廷的获奖，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欣喜若狂，直到今年在戛纳当评委主席还念念不忘那一幕。如果不是世道变了，这事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很多事情不再是梦想。DV从家庭走向专业，电视从标清发展到高清，高清播出时代即将到来，电信号的色彩还原和胶片越来越接近，还有什么不可能实现？
大概有一个现象我原来没有足够重视，当我知道后，很吃惊。原来各电影厂有自己的刊物、画报，不知何时被外面的人承包下来，变了味道，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开始我很嗤鼻，觉得不够专业化，比如《看电影》、《电影世界》、《新电影》啊什么的，我很长时间把它们等同于文化商品的延伸纸版读物，比如盗版光碟指南什么的。到了有一天在三联书店看到一本近似工具书的《电影2002》，还有《为希区柯克尖叫》和《后窗看电影》，我发觉这已经不是我原来概念中的电影产品指南了。其资料的价值性和全面性，以及专业化水准都令我对他们的存在不可小视。网络上颇负盛名的“后窗看电影”等阵地亦成为新一代的影评代言人。
就在这个时候，早已在新锐影评人中赫赫有名的小白把他的书稿(《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顾小白电影随笔》，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5月版)拿给我看，极没有架子，以很自我的口吻，甚至是一个影迷的角色来谈电影。像日记，像观后感，也像夜话。我在他曾任版主的论坛“后窗看电影”及其精选书籍里也能感觉到同样态度。小白的尖刻和敏锐也是很散漫的，像他的生活状态，完全没有权威姿态。这让我对小白刮目相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当时在和我合作一个剧本。我很喜欢他写在剧本中的那些人物的状态，很典型的“后工业”人类，而且是典型的中国都市小资类。
接触多了，我对小白的身份恍惚起来。我连问了他好多问题——你到底干什么专业？他回答说，在一家数字化公司，好像还是国有单位。就我对社会了解的知识结构，这就够错位的。——那你怎么又开始写剧本了呢？怎么又写评论了呢？他答，网上开始的，偶然的，喜爱的，咳……我完全听不懂，也不想再细问了。可这又有什么关系？通过小白，让我对很多事情了解更具体了。电影在他们眼中的样子和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首先是在用精神消费它。不论欣赏、崇拜还是品尝、指点，完全像对待一种物质——某种拜物主义倾向，而我们却当做理想来追求。脱离了人文环境的我们完全失去了价值判断，这两者的对话该有多么大的差距啊。
可以说，小白成为了我的“后窗”，通过他，我看到了新一代的成长和他们的精神。 共2页,当前第1页1
国富论读后感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特别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1）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第一篇，第八章，P56）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这里仅从数字可以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2）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第一篇，第九章）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现在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合适），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以斯密的思维，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
（3）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第二篇，第一章，P187）斯密通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后来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提供了依据。
（4）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第二篇，第四章，P233）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如高利贷）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贷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贷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洗黑钱、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共2页,当前第1页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