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生意》读后感 读后感作文
达恩顿为《百科全书》做传，将其“生平”的方方面面(如造书、传播、盗版)都专立章节一一勾勒，并展示出启蒙时代的撰稿人、出版商、印刷商、印刷工人以及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构筑了与《百科全书》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和人物世界。我们看到：善于钻营的书商与法兰西学院、科学院的院士们打着交道；出版商之间展开贸易战、进行磋商、达成妥协；商人们为纸张供应绞尽脑汁，为瓜分利益陷入分裂。居于这个世界中心的正是庞库克，他的一生就是一则传奇。学徒出身的他，到了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摇身变成了出版业的巨头。在其职业生涯中总共投资过16种报纸，还出版了大量多卷本图书。当时的出版商多趋于保守，总通过出版经典、法律文集和宗教著作获取稳定但有限的收入。庞库克则不同，他敢于向新书和大套的书投资。为了降低这些生意的资金风险，“他建立合伙关系，出售股份，形成复杂的借贷关系”。总之，他为图书贸易注入了企业家的精神。在庞库克及其合伙人的经营下，《百科全书》迎来了澎湃的定购洪流，在出版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这个成功的商业故事背后，令人不解的是，《百科全书》在1751年第一卷问世时就被当局视作危险书籍，“一直遭到旧正统和旧制度辩护者的公开抨击”。二十余年后法国政府何以容许离经叛道的书大兴其道？这首先在于路易十六统治初期要比路易十五末年开明些，而更重要的是庞库克学会了依靠当局运作生意，他结交权贵寻求保护，降低《百科全书》挑战权威的调门，将商业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用作者的话说，他“是在体制的中心做投机生意的”。除了向政府靠拢，出版商们还要向公众推销其产品。十八世纪出版商的营销策略是，要想卖出《百科全书》就不能让它看起来高不可攀。他们认为，“很多人会为了显得像是有知识的时髦人物而购买《百科全书》”，因此在销售宣传中他们在品味、学识上做文章。更妙的是，这部书虽得到了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但表面上当局没有放弃对它的压制，它不能在法国报刊上登广告。如此一来，出版商得到了双重好处：“在利用未被公开承认的官方的保护的同时，可以利用非法出版物的吸引力牟利”。由此可见，商业利润的驱动、营销策略的成功、读者的求知欲及附庸风雅的追求都促使了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那么，《百科全书》的定购者究竟是哪些人？它受到哪个社会阶层的偏爱？达恩顿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对《百科全书》没有什么兴趣，此书对贵族、法官、神职人员等传统精英倒更具吸引力。
本书的英文版诞生于1979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理论方兴未艾，同时印刷文化史也日益受到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达恩顿决心围绕《百科全书》撰写从下往上看的启蒙运动史。这其中涉及到了经济和技术的历史、印刷工人的历史以及图书管理和广告的历史，等等。在达恩顿看来，印刷工并非“只是没有个性的下层工人……就像狄德罗把自己的灵魂贯注进《百科全书》的文字中去一样，他们也把自己的个性印在了百科全书的书页上”。对劳工、印刷技术以及商业运作的关注,都是建立在广博的史料基础之上的。作者仔细考察了印制《百科全书》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遗留下的全部文献，对这些庞杂无序、晦涩难懂的史料的精心梳理，体现出作者非凡的洞察力。另外，早年担任记者的短暂经历，也使作者对出版史的观察更加敏锐。这些条件促使此书在出版当年就荣获了美国历史学会的LeoGershoy奖，并成为出版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读后感
近年来读过不少传记和回忆录，如果对传主或作者稍有了解，往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倍感亲切，因为所传所忆加深了自己以往的感受；一是恍若隔世，因为所传所忆居然与原有印象完全不符。对其矫揉造作、涂脂抹粉处更觉恶心。有些书结构机巧，文字可读，如果用于写小说散文，或许称得上佳作。但传说和回忆录应属纪实，离开了真实，还有什么意义？海外某女士前些时著书，自称为某人私生女，轰动一时。面对各方质疑，该女言之凿凿，声称完全事实。无奈漏洞百出，以后不得不改口，称之为文学作品，令人嗤鼻。20年前，我有幸去芝加哥大学向何炳棣先生求教，又蒙先生慨允翻译他的名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前几年他来上海时也有机会谒见，对他的求真学风、率真态度有切身体会。现在读到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印象最深的也还是他的真。
何先生对史学的贡献自不待言，如前面提到的那本名著出版于19 59年，但迄今无人超越。我与同人研究中国人口史粗有成绩，在理论和方法上多以此书为基础。但何先生在“阅世”方面也有其特立独行：他在清华求学时的政治态度，曾被左派列为“反动”。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力投入“保钓(鱼岛)”运动。“文革”后期他是最早访华的旅美学者之一，并且通过发表文章、作讲演，盛赞新中国的成就。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他曾以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身份主持欢迎宴会。他于1975——1976年度当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是迄今唯一的华裔会长。作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却断绝联系达22年，晚年才重新恢复。对此，他都没有回避，有的还作了相当详细却令人信服的真相说明。就是暂时不想说的，也态度明确，如对有的文章“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所以我应该将此书推荐给史学界以外的读者。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